今年华语片风向改变了。小成本、全素人的《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大爆。情感真挚，女性互助，家国情怀，真实地感动了太多的人。而另一方面。过去收割票房的模式，却开始熄火了。管虎
今年华语片风向改变了。情感真挚，女性互助，家国情怀，真实地感动了太多的人。上映至今，票房仅345万，预测总票房连千万都过不去。无论是从同场观众的反应，还是Sir自己的感受来说。就比如《阿嫲》素人演员演技也许还有些生涩，运镜受器械限制没法和大制作相比，但不妨碍它打通观众的共鸣。一层透明的，却无处不在的隔膜，好像挡在了观众和电影之间。但观众就是体会不到，或者体会到了，然而 Who cares。背景放在22年，疫情中段，一男一女，隔离在香港酒店。社会的停摆和中年的困顿相交互，反映出是当初无数普通人的真实状态。两个有事业有家庭的孤独灵魂，在一墙之隔的空间里，产生互相取暖的微妙情愫。这种感觉一方面是，你所习惯的安稳常态，可能一瞬间被倾覆；另一方面是，在前路不明的情况下，我们转而投向随机的际遇，珍视一期一会的人。因为我们真实的感受是，在漫长的孤独、无助、迷茫之后，释怀与和解才姗姗来迟。黄渤和倪妮的角色，从一出场就已经在用“渡劫之后”的视角看待这场劫难。黄渤工作受阻，顶着买学区房的压力，还把买房的钱借给了发小。倪妮面临离婚，母亲病危，在国外念书的儿子越来越叛逆。你会发现，他们的困境太不新鲜，只是刚好在疫情期间被放大了。到了互帮互助的桥段，黄渤更是已经在用他“过来人”的姿态帮倪妮面对危机。比如酒店把行李箱放错了房间，黄渤会给倪妮把乱糟糟的箱子收拾整齐；倪妮被生活压垮病倒，他还用酒店烧水壶临时煮了一锅鱼片粥。所有的“治愈”动作，好像都可以恰到好处地迎刃而解，就像是他们从一开始便知道了，这些困难都会过去。因为他们这一代的创作者，已经习惯了“带着答案来解题”。男人的债务危机、女人的婚姻危机、母亲的ICU、孩子的心理疾病——角色身上的背景设定被一项项列出来，像完成任务清单。从现实角度来说，这每一项的确都是当下真实发生着的问题。就是他们当年从独立电影创作转向商业大项目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本事。流水线商业片的方法，本来就不可能拍出治愈系文艺片。这种吊桥效应中的一男一女的故事，有一个明确的对标作品，索菲亚·科波拉的《迷失东京》。它不靠角色的台词告诉你“我好孤独”，而是用视觉化的情绪来传递。导演曾经承认，她的灵感来源于一位摄影师拉里·苏丹的照片。当斯嘉丽·约翰逊一个人穿过东京街头，人群汹涌，霓虹闪烁。当比尔·默瑞在一片绿色中挥动高尔夫球杆，空气静止。这不是告诉你“这个人孤独”，而是让你感受到孤独本身。这种孤独甚至不需要一个具体的原因：婚变、失业、债务……因为它呈现的就是异乡人被扔进陌生环境时，那种身体性的、天然的孤独。可是这种一旦走出房间，就立刻被孤独笼罩的氛围，无比强烈。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个导演是科波拉的女儿，是什么高知家庭出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创作方法的失效，不是管虎一个人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在片中的表演松弛、自然，贡献了片中最多的笑料。但一切都是黄渤已经反复饰演过的，在这个角色身上你看不到什么新的东西。以往各大晚会、典礼上救场时的高情商，或是真人秀节目里的狡黠、接地气，还有过去都市喜剧里夹杂着心酸的嬉皮笑脸，你在这部电影里都能看到。这一代习惯了商业片和综艺形象的演员，在转身做轻巧的文艺片时普遍面临的困境：导演难免会依赖他们已经深入人心的形象，而他们的表演也会在一次次重复挪用中变得单一，甚至无趣。如今，新一代的年轻观众总在批判上了年纪的中年导演们落后。五一档的陈思诚，大方承认自己对电影的“爱”，并且希望能救电影。现在的管虎，借着疫情中的故事，诉说迎接困难渡过危机的勇气。但扒开表象你会发现，他们关心的和我们关心的，不是一回事。黄渤的角色喜欢摇滚乐，他对三十年前在红磡演出的魔岩三杰念念不忘。这是他和发小之间的深刻羁绊，以至于到了影片后半段，他重复了好几遍。片中的筒子楼里出现了鲍起静，算是cue了《天水围的日与夜》；警局里的警官是林雪，让人想起《PTU》；海边跳舞的是颜卓灵，自然就是《狂舞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尴尬或许就在于，它试图去撩拨观众的情绪，与他们实现议题的对接——影院的主体观众已经换了一批了，讯号不同频了，怎么共鸣？但真正让它出圈爆火的，恰恰是它更新了传统，与年轻观众完成对接。谁说情深义重就一定要发生在兄弟之间？谁说男女主就一定要是恋爱关系？谁说女女只有猜疑嫉妒？片中两位女性守望互助，完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精神传递。
才让电影的情怀，脱离了“想当年”的登味，不再是一种创作者的自嗨和一厢情愿。从《八佰》争议后仍拿下31亿票房的高峰，到《狗阵》在戛纳拿奖，再到走治愈系路线——他试图从商业大片的赛道上抽身，去做更个人化、更作者性的表达。这是他在不断思索、琢磨之后，让所有观众都能感受到的表达。但现在，他似乎更在意“情怀够不够打动人”，反而忘了“故事讲没讲透”。就像影片的结尾，黄渤在离开香港时，透过车窗望向红磡体育馆。他的表情从情难自已地泪目，到笑着释怀，挥手和红磡拜拜。一段长镜头的表演里，你能感觉到似乎他还有很多话想说。他们不是没有能力拍出好电影，他们只是不知道，自己最想说的话，已经没有人在听了。就像电影市场的真正变天，从来不是在某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之后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