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春晚唱了一首歌，被封杀14年，如今身价过亿，却无偿捐给祖国

 1984年春晚唱完《我的中国心》的张明敏，回香港就被同行冷嘲、演出邀约砍半，等于被“封杀”了14年。 可没人想到，后来他居然卖了香港的房和车，跑了一年154场义演，凑的60多万一分不留全捐给了北京亚运会，如今坊间传他身价过亿，他最在意的还是那首唱了几十年的老歌。

张明敏1956年9月生在香港，爸爸是菲律宾华侨，妈妈是印尼华侨，妈妈在当地吃过排华的苦，从小教子女要爱国，这话比普通家长说得重。

他5岁那年，爸妈因为手头紧，把他和姐姐送到广州的华侨小学读书，过了罗湖口岸花了大半天，学校每周升国旗、唱国歌，天亮就集合跑步，那时候他还不懂“祖国”到底是啥，可爱国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了。

待了八个多月，爸妈把兄妹俩接回香港，他正常上学、毕业，进了电子表厂当校对工，一个月赚几百港元，白天在流水线上校手表时间，下班跟着朋友凑堆唱歌，是那时候香港底层年轻人少有的乐子。

妈妈和姐姐觉得他唱得不错，推着他去报比赛，他慢慢摸出门道，还拜了后来教出王菲、张学友的戴思聪当老师，1977到1979年连着参赛，成绩越拿越好，1979年一口气拿了全港工人演唱赛、全港业余歌手演唱赛俩冠军，签了唱片公司，那年他23岁。

签了公司他也跟别人不一样，那时候香港乐坛是粤语歌、英文歌、爵士的天下，没几个主流歌手用国语录唱片，他偏坚持，第一张专辑翻的台湾校园歌《乡间小路》，后来还翻了《龙的传人》《万里长城》，在香港乐坛成了独一份的“民族歌手”，可这标签也意味着市场窄，他还是得回电子厂上班。

1982年的时候，唱片公司想给他做首原创，找了黄霑写词，那年正好中英谈香港前途，加上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黄霑憋出那句“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王福龄谱的曲，张明敏录完发片，可在香港压根没水花：一来那时候港人对祖国认同感不高，二来歌不够时尚，不符合香港流行乐的路数，专辑在音像店货架上躺了一年多。

转机是1984年春晚，总导演黄一鹤想邀港澳台的艺人，副导演袁德旺去深圳采风，坐出租车听见车载音响里的这首《我的中国心》，就给挖回了北京。

张明敏当时还犯嘀咕，唱片公司老板说去内地不违约，但可能丢东南亚市场，让他自己定，回家问他妈，老太太没犹豫，说两句：你唱的是国语，华人最多的市场在内地，你唱的歌叫《我的中国心》，再没比春晚更合适的台子了。 他就接了邀。

除夕夜他穿米色西装、搭灰围巾，攥话筒都攥得指节发白，一张口“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内地瞬间炸了，第二天他飞回香港，接他的司机、机场里的人都认得他，是实打实的一夜爆红。

可回香港画风就变了，那时候还是港英时期，娱乐圈和内地隔绝多年，上春晚在同行眼里是“越线”，邀约越来越少，公司也开始冷待，本地电台都不怎么播他的歌，他自己说“最后几乎等同于被封杀”——同一首歌，同一个人在内地是民族骄傲，在香港倒成了越界的人。 他没争，回去接着当电子厂工人，那段时间挺熬人的。

1988年，北京要办1990年亚运会，是新中国头一回办大型国际综合赛事，算下来差6亿资金，向全球华人募捐。 那时候张明敏自己也不宽裕，跟老婆商量完，把香港的房子和代步车全卖了当启动金，组了七十多人的精简团队，从甘肃、内蒙古跑到黑龙江、四川，二十多座城市走了一遍，义演票最开始三毛五，后来抢的人多了也才三块五，所有票款一分不留全交亚组委。

这一年多他跑了154场义演，一天唱三场是常事，郑州那场烧到快40度，裹着军大衣唱完，哈尔滨零下二十多度，麦克风都结了冰碴，兰州还有歌迷走几百里路，带一袋苹果给他，他记到现在。 最后凑了六十多万全捐了，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才赚四十块，这六十多万相当于普通工一千五百个月的工资。

义演完他一家子借住爸妈家，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买了套小房子。 后来他也做生意，1989年在深圳罗湖开过卡拉OK，后来跟弟弟合伙开手表厂、家具厂，有赚有赔，“身价过亿”是坊间传的，他自己从来没认过这个标签，还是爱说那首《我的中国心》。

1997年6月30号，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委员，在现场看着国旗和区旗升起来，他说那时候觉得香港未来真攥到自己人手里了，第二天回归晚会再唱那首歌，他把“我的中国心”改成了“我们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