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南生 | 新艺城的女明星，制片界的金公主

 前两日，讲过施南生30岁之前的电视台风云史，今天继续来聊她的新艺城制片期。

所谓电影制片（主任），主要行使电影拍摄期间的行政管理职能，负责调动和安排拍摄班底，发挥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嘉禾的蔡澜、邵氏的黄家禧、罗维的刘亮华、宝禾的陈佩华、正东的崔宝珠、中国星的陈明英等，皆是相应公司的行政制片负责人。

又比如，麦当雄的电视及电影团队，曾培育出一大批制片精英：施南生、张家振、乐易玲、谷薇丽、钱小蕙、李锦文等。

以上提及人物，如果你问“香港最好的三位电影制片是谁”，我的答案一定是坚决而明确——施南生，张家振，陈佩华。

当然，施南生永远是最好的。

电影制片各有不同，业务水平因人而异，但总得来说，这个岗位可以分为四大版本：

基础版本——理行政，建制度，做公司管理和运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行政和制度系统，支撑公司的长期运作。如邵氏的黄家禧和德宝的谷薇丽，便是其中佼佼者。

进阶版本——管预算，控成本，参与电影制作，精准控制预算和制作，确保各项资源用得其所。洪金宝麾下的陈佩华，向华强身边的陈明英，正是这方面的高手。

高阶版本——推动项目，加快执行，将计划变为行动，推动拍摄进展，创作型监制的有力臂膀。如乐易玲为麦当雄策划《跛豪》《上海皇帝》，足以证明其执行能力。

最高版本——在行政管理、成本控制、项目执行的基础上，对内整合资源，对外建立关系，擅长客户公关，精通渠道发行，让电影的商业成绩从80分上升到100分。

施南生生前才能卓著，作风公正，做起事来一板一眼、条理清晰，具备一种令旁人折服的非凡魅力。毫无疑问，她正是这一最高版本的神级存在。

1981年夏天，徐克加入新艺城，拍摄《鬼马智多星》；同年11月，施南生获邀出任行政总监，正式涉足电影行业，并跻身“七人小组”，获同行昵称为“管家婆”。

凭借卓越的管理能力，她兼顾公司对内对外的各项事务，包括电影制片策划、整体发展方向、给予创作意见、发掘新晋人才、拓展海外发行、出席重要影展、促成影片外销等。

值得一提的是，前段时间离世的谷薇丽，乃是施南生在丽的电视的同事。南生加入新艺城，邀请谷薇丽继续并肩，两位柔弱女子共同撑起了电影创作以外的所有天地。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一个女人，南生不仅具备霹雳手段，更常怀有菩萨心肠。在黄金年代的电影工业里，这种刚柔并济的品质显得尤为稀缺。

1984年，因创作理念不同和利益分配不均，新艺城内部矛盾激化，当中尤以麦嘉和徐克的矛盾最为尖锐。当时，徐克已经做好交接准备，随时跳槽去嘉禾。

闻讯以后，金公主老板雷觉坤怒火中烧，骂了徐克和施南生两个小时。二当家冯秉仲从中调停，最终决定——独立于新艺城之外，支持徐克成立电影工作室。

施南生虽是徐克的爱人，但她并未跟着男友的立场而和麦嘉反目。其后三年，她一边担任电影工作室的总经理，一边继续兼任新艺城的行政总监，白天晚上轮流到岗。

这种两边兼职的负责方式，固然需要旺盛的精力支撑，但更为重要的原动力是——她对爱情始终不渝，同样对友情负责到底。

譬如在《上海之夜》配音阶段，徐克对张艾嘉的对白进行了大幅度改动，双方为此大吵一架。施南生将男友和闺蜜拉到餐厅，试图从中调解二人的关系。

奈何徐克拒不道歉，艾嘉更是忿忿难平，两人话不投机，起身就要离开。走出餐厅后，徐克扬长而去，艾嘉朝相反方向离开。夹在中间的南生，最终选择跟在闺蜜身后。

张艾嘉劝说她，去找男友更重要。南生的回答是：“对我来说，朋友更重要。”

如岑建勋所言：“在电影圈这么多年，令我心服口服的人真的不多，但她肯定是其中一个。她不是单单靠威严，而是她做人处事令你心甘情愿去服她。”

1986年9月，新艺城的业务呈现多元发展，施南生升任董事局董事，与雷觉坤、冯秉仲、伍兆灿、麦嘉、石天、黄百鸣六人，一同主理公司的营运业务。

1987年，麦嘉、石天、黄百鸣和徐克再次回到谈判桌。麦嘉希望徐克注销电影工作室，彻底回到新艺城内。这一提议，遭到了徐克和施南生的强烈反弹。

很快，施南生向新艺城递交辞呈；同时，她也辞去了电影工作室的总经理职务，由张家振接任。不久后，雷觉坤计划安排施南生，到金公主担任发行部要职。

对于新艺城、工作室和金公主的三方争取和挽留，施南生一一拒绝。作为好友，石天代她对外解释——在公司六年，感觉自己已无突破，希望转换新环境。

私以为这仅是一个次要原因，真正令南生不得不逃离的困局是——她爱徐克，也爱朋友，她不想背叛爱人，也不想伤害朋友，所以宁肯辜负自己，忍痛暂离影坛。

1987-1989年，南生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休息状态，并未伙同徐克继续制作电影。直到1989年，她才协助香港有线电视，取得电视经营牌照，继而逐渐回归电影领域。

所谓时势造英雄，而施南生并非单靠时势和条件堆砌。从《大地恩情》到《最佳拍档》，从《英雄本色》到《东方不败》，再到《无间道》，她本身就是「造时势」的人。

如施南生这般才干与操守的开拓者，在香港影坛实属前无古人；加上整个地缘市场与文化根基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质变，导致这样的女强人，基本上也注定了后无来者。

这位影坛巨人的离去，不仅标志着黄金时代的进一步落幕，亦折射出本港电影业难以摆脱的结构性困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一代又一代的新生人才，是否愿意将宝贵的青春献给电影这门夕阳行业，则是另一个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