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何超琼再破天花板，拿下贵州文旅大使，和霍启刚走上同一条“不平常的路”

 2026年3月30日晚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开幕式上，出现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名字。 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信德集团行政主席何超琼，和歌手周深、演员毛晓彤等人一起，接过了“贵州文化和旅游推广大使”的证书。 这个身份和她过去“赌王千金”“豪门联姻工具”的标签，似乎格格不入。

几乎在同一时间，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另一位豪门之后霍启刚，正被几十个记者的话筒团团围住。 他没有保镖开道，也没有不耐烦，反而一遍遍提醒挤在前面的记者：“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别挤到了。 ”他手里拿着贴满彩色标签的笔记本，里面是他为今年两会准备的8份建议，从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率，到推动冰雪课程进中小学，条条关乎普通人的生活。

一个是在贵州推广山水非遗的企业家，一个是在北京为老百姓收入发声的人大代表。 这两个生来就拥有普通人难以想象资源的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最“接地气”的公共事务道路？他们的选择背后，是一代豪门子弟人生轨迹的集体转向。

1991年，何鸿燊花了2000万港币，为29岁的女儿何超琼和香港船王许爱周的孙子许晋亨，举办了一场轰动全港的“世纪婚礼”。 在很多人看来，这场婚姻是何超琼人生的“高光”，也意味着她后半生将成为家族利益的附属品。 但何超琼没有按照剧本走下去。 婚后不久，她就主动进入家族企业信德集团，从最基础的合同条款、成本核算学起。

1995年，何超琼获得认可，正式进入信德集团董事会。 在多个项目面临销售困境、资金链紧张的危急时刻，她果断调整战略，展现出了商业眼光和决断力。 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一步步撕掉“赌王女儿”的标签，成为香港商界女性的代表。 与许晋亨离婚后，她的“野心”更加明显，不仅深耕商业，还开始关注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

2026年3月30日的贵州旅发大会，主题是“促文旅体融合·乐享旅居生活”。 何超琼作为新任推广大使，任务是将贵州的山水、非遗和美食推向全国乃至世界，搭建贵州与外界交流的桥梁。 她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出生在豪门，不是个人的选择，但如何利用豪门的资源做有意义的事，是可以选择的。 ”

另一边，霍启刚的2026年两会日程排得很满。 他带来的8份建议，涵盖了收入分配、民生保障、大湾区融合、体育发展等多个领域。他建议建立工资增长与税收优惠联动机制，对主动为员工加薪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 他呼吁调整个税起征点与税率，扩大中低收入群体免税范围，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率。

他还关注最低工资标准，建议完善动态调整机制，结合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成本定期调整。 在体育方面，他建议在吉林、新疆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将冰雪课程推广到全国中小学，每学年提供不少于8课时的学习内容。 他甚至具体到，希望在未来5年内在全国建设100个青少年冰雪训练营。

霍启刚的爷爷霍英东是著名的爱国商人，父亲霍震霆长期为北京申奥奔走。作为霍家长孙，霍启刚本可以沿着父辈的轨迹继续深耕体育或商业，但他选择了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2008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又陆续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今年1月，他按照香港立法会议员的申报制度，公开了个人资产情况，名下持有35处物业。

何超琼的商业版图也在向内地和公共领域延伸。 她旗下的信德集团与鹏瑞利集团合作，开发了天津南高铁和昆明南高铁项目。

与华润置地合作了上海苏河湾项目，在苏州河地块投资了40多亿。 北京通州的信德中心投资过百亿，还有珠海横琴发展项目与上海前滩综合体项目。 这些项目大多与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

2025年两会期间，何超琼曾佩戴广绣木棉花胸针接受采访，直言“有人说我是香港人、澳门人，我说我是大湾区人！ ”这句话当时登上了热搜。

她认为“大湾区人”的概念正在逐步实现，并呼吁大家多来广东、香港和澳门旅行。 这与她如今担任贵州文旅推广大使，致力于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思路一脉相承。

霍启刚在今年两会的另一项重点建议，是支持香港国际机场融入国家民航体系。 他建议将香港国际机场纳入国家“3+7+N”国际航空枢纽体系，构建“1+3+7+N”的新战略格局，让香港发挥国际航空“超级联系人”的独特优势。 他提出应明确香港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枢纽的功能差异化分工，并建立国家层面的航空枢纽协同发展机制。

何超琼和霍启刚都提到了“超级联系人”的角色。霍启刚希望通过机场和航线整合，加强内地与港澳的联通。 何超琼则想借助自身影响力，将贵州的文旅资源推向世界，同时助力贵州等内地省份的发展。 在他们看来，港澳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而港澳的繁荣，也能为国家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霍启刚被记者围堵时提醒注意安全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评论区有人说“这才是豪门该有的样子”。 他和妻子郭晶晶带孩子坐地铁、逛平价超市、亲自下厨的画面也经常被媒体报道。 何超琼离婚后未再婚，也没有子女，将全部精力投入事业和公共事务。 他们用具体的行动，改变着公众对“豪门二代”的固有认知。

从贵州旅发大会的舞台，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通道，何超琼和霍启刚出现在不同的场景，却做着相似的选择。 他们不再仅仅代表家族和企业，而是开始代表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甚至一种公共利益。 他们的提案和行动，关注的焦点从家族企业的利润报表，转向了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率、低收入者的工资标准、青少年的冰雪课程，以及一个省份的旅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