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引用自网络影视剧里的熊廷弼。熊廷弼史称有盖世之才，若他生在一个帝国的中前期，大概率会成就一番事业。可惜他偏偏身处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他深远的战略眼光与谋略，终究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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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里的熊廷弼。
熊廷弼史称有盖世之才，若他生在一个帝国的中前期，大概率会成就一番事业。可惜他偏偏身处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他深远的战略眼光与谋略，终究敌不过不可救药的糜烂党争。
熊廷弼的结局是一个悲剧，对后来的明朝军人们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1、《明清战争1：焚尽大明帝国的火星燃起了。》
2、《明清战争2：经营辽东两百年，明军怎么就压不住努尔哈赤了呢？》
3、《明清战争3：只用了10年，努尔哈赤便成为建州女真中的王者。》
4、《明清战争4：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女真，辽东变天在即。》
5、《明清战争5：努尔哈赤将明朝玩弄于股掌之间。》
6、《明清战争6：努尔哈赤反明前，明朝浪费了20年。》
7、《明清战争7：七大恨告天，努尔哈赤正式对明朝宣战。》
8、《明清战争8：抚顺、清河相继失守，明军主力成建制崩溃。》
9、《明清战争9：决定明朝命运的萨尔浒大决战。》
10、《明清战争10：熊廷弼经略辽东，明军第一次正面击败后金军。》
11、《明清战争11：万历驾崩引大乱，熊廷弼被调离辽东。》
12、《明清战争12：沈阳、辽阳沦陷，辽东濒临全线崩溃。》
13、《明清战争13：明朝退守辽西，辽河以东全境沦陷。》
14、《明清战争14：广宁不战沦陷，明军遭遇耻辱性大败。》
首当其冲的便是熊廷弼和王化贞，前者是辽东经略，理论上的辽东最高军政长官；后者是辽东巡抚，掌握辽东十余万兵马的实权大吏。天启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622年5月2日），熊廷弼与王化贞均被逮捕下狱。从今天的视角分析，广宁溃败，王化贞毫无疑问要承担首要责任。他这位辽东二把手，实际掌握辽东军权，比一把手熊廷弼的权力更大。熊廷弼名义上是辽东最高军政长官，却只能调动5000明军。所有的军令，几乎都是兵部尚书张鹤鸣直接下达给王化贞，熊廷弼被架空。因此在三法司会审时，参审的28名官员中，部分人主张减轻熊廷弼的处罚强度。
刑部福建司员外郎顾大章（三法司会审的主持人）、礼科给事中周朝瑞、刑科给事中惠世扬、兵部职方司主事李继贞等7人精准指出，王化贞名义上归属熊廷弼指挥，熊廷弼却根本命令不了他。经抚不和（经略与巡抚）是广宁溃败的主因，而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比如后来大放异彩的帝师孙承宗，他多次私下建言天启皇帝，熊廷弼有大才，依然可用。时任内阁首辅叶向高是东林党领袖，也是王化贞的老师。虽偏向王化贞，但他也承认，熊廷弼有才干，杀了太过可惜。然而三大主审官：邹元标、王纪、周应秋，均态度坚决，认为经抚同罪，熊廷弼与王化贞都该杀。东林党内，邹元标地位极高，门生故吏遍布朝堂，他的观点可以说对熊廷弼的死刑判决起到了相当关键的推动作用。
他公开宣称：“熊廷弼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杨镐指挥了萨尔浒之战，战败后，杨镐没逃跑；而广宁战败后，熊廷弼跑了，所以熊廷弼比杨镐多一逃。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袁应泰是谁，萨尔浒之战后，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一度稳住了辽东局势。努尔哈赤发动了夺取辽阳的战役，袁应泰虽平庸，却战死在了辽阳。1622年5月27日，邹元标、王纪、周应秋联名上奏天启帝。“熊廷弼、王化贞失守封疆，丧师辱国，均应处以极刑，伏乞皇上圣断，正法示众。”6月1日，天启皇帝正式下旨：“熊廷弼、王化贞俱着监候处决。”这里的“监候”实际上就是“斩监候”，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死刑缓期执行。明朝时期，死刑执行有着极为严格的程序规定，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死刑，几乎不可能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每年霜降后，由三法司会同公、侯、伯等勋贵大臣，对全国所有在押死刑犯进行复核，称为“朝审”。朝审结果分为 “情真”（罪证确凿，应予处决）、“缓决”（案情有疑，暂缓处决）、“可矜”（情有可原，应予减刑）、“留养承祀”（家中独子，可免死奉养父母）四类。即使复核之后，被定为“情真”，也需要皇帝进行三次复奏批准，才能执行死刑。熊廷弼是什么时候被处决的呢？1625年9月27日，已经是判决下达3年后了。理论上，他经历了三次朝审，分别是1622年、1623年、1624年。三次朝审，都没能将熊廷弼定为“情真”，说明朝中有人保他。可他到底有大才，一些官员还是希望熊廷弼之才能够为国家所用。在魏忠贤压倒东林党之前，东林党掌握了朝廷大权，熊廷弼虽不属于东林党，东林党内却有不少人为其说情。因为熊廷弼被处决，王化贞必死，他不想自己的学生死，所以为了保住王化贞，他也必须保住熊廷弼。除了朝中部分人的努力，辽东局势恶化，让朝堂谈辽色变。天启皇帝曾多次考虑重新启用熊廷弼，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后，也多次提出，希望得到熊廷弼的帮助。后金的现实威胁，让最高决策层认为，留着熊廷弼或许还有用处。熊廷弼自己也在努力自救，熊廷弼在狱中先后写下《辩冤疏》、《乞恩疏》等多篇文章，详细陈述广宁失守的经过，希望天启帝能查明真相。他的儿子熊兆珪变卖家产，四处奔走，向朝中大臣行贿，希望能为父亲减刑。据《三朝辽事实录》记载，熊兆珪曾向魏忠贤许诺赠送四万两白银，求他放过熊廷弼，但后来因家产耗尽未能兑现。魏忠贤的阉党与东林党斗法不断，魏忠贤的态度是利用熊廷弼来打击东林党。
阉党大学士冯铨向魏忠贤献计：“杀廷弼，则东林党人自服矣。”他们计划捏造熊廷弼向东林党人行贿的罪名，将熊廷弼案与东林党绑定，借此一网打尽东林党人。1625年初，魏忠贤完全掌握了朝政，东林党被大量清洗，处死熊廷弼成为阉党打向东林党的最后一发炮弹。阉党伪造了熊廷弼向杨涟、左光斗行贿四万两白银的供词。他们将熊廷弼打入“东林逆党”名单，声称东林党人收受熊廷弼贿赂，包庇其罪行。与此同时，当年8月，冯铨拿出了一本《辽东传》，诬陷是熊廷弼所作。“此熊廷弼狱中所作，掩饰己罪，夸己之功，蛊惑民心，蔑视朝廷。”说冯铨之父冯盛明在后金军攻来时闻风丧胆，弃官夜遁，狼狈如丧家犬。
《辽东传》力捧熊廷弼，但总体基调却是借熊廷弼，表达对阉党的不满。可不管怎么样，天启皇帝大怒，认为熊廷弼不思悔改，当即下令处死熊廷弼。熊廷弼死后被传首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以儆效尤。
意在通过传首九边这一超越法律的酷刑向天下宣告东林党贪赃枉法、通敌卖国的罪名，为大规模清洗东林党制造合法性。同时也在向所有官员和边将展示自己的生杀大权，确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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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276年历史上，正史明确记载被施以传首九边极刑的仅有两人，正是熊廷弼与袁崇焕。传首九边看似在威慑官员和军人，实则令边关将士无比寒心，纷纷感叹：“立功者赏，败绩者诛，然功罪不明如此，谁复为朝廷用命哉。”
熊廷弼是明末党争的牺牲品，传首九边，更是蒙受了大冤。除了不讨喜的性格外，客观聊聊熊廷弼其他方面的失误。第一个要说的是广宁之战中的决策问题，虽然广宁战败的主责在王化贞，但不能说熊廷弼一点责任都没有。王化贞的战略有问题，熊廷弼无法支配他，难以纠正王的错误，这些都可以说，不是熊廷弼的责任。广宁濒临失守时，熊廷弼率领5000兵马已经到了距广宁20公里的右屯。当时广宁城中尚有守军1.6万人，如熊廷弼能够及时收拢城外部队，加上自己所带兵力，广宁驻军可达3万人。《三朝辽事实录》曾说：“守御之具甚设，即贼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当时叛将孙得功在城内大肆散播谣言，王化贞被蒙在鼓里。以熊廷弼的威望和地位，若他及时入城，有相当大可能压灭孙得功的叛乱，那么广宁不战自破的耻辱性结局就有机会避免，可熊廷弼选择了放弃。虽然我们站在历史的上帝视角可知，彼时的明军士气全无，广宁根本守不住。然而熊廷弼连试都没有试一下，便拒绝救援广宁，无论怎么分析，都很难说一点责任没有。这是熊廷弼三次督辽中最受争议的一件事，也是他被三法司会审时判处死刑的关键原因之一。其实当时明朝在山海关 - 广宁的大片区域还有不少城市、村堡，如锦州、宁远、大凌河等地在手，大小几十座城池堡垒。这些城池堡垒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有效抵挡后金军，之后的关宁锦防线证明了这一点。山海关后就是北京，若山海关挡不住，京畿必然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在下令撤退后，熊廷弼命人将带不走的物资焚毁殆尽，光粮食就有106万石（1.2亿斤）。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明朝在辽西的的经营几乎毁于一旦。
明史专家孟森批评他“视生命太重，甚至有将江山而泄私愤之嫌。”尽管熊廷弼的极端撤退策略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上一篇中提到过。努尔哈赤派兵进军山海关，走了一百多里，发现既没有人烟，也没有物资可以掠夺。深感补给可能断绝的努尔哈赤果断放弃进军，从广宁撤退，这才让明朝暂时保住了辽西。可这个效果并不是有意为之，若努尔哈赤不顾一切，数万大军全力扑向山海关，结果如何真不敢想。第二个要说的是他的战略构想困境，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方布置策”。明末、清朝、民国、现代，大多数学者都对三方布置策持正面观点，认为那是积极防御的思想。可问题是，三方布置策的实现难度极大，几乎没有落实可能性。首先是兵力需求过大，该计划需要在广宁集结20万主力，天津、登莱各数万水师，山海关数万预备队，总兵力接近30万人。当时全国明军总兵力有110万人，注意！这只是账面数量。明末军队的空饷率极高，平均可达40%，也就是说，全国实有兵力大约在60-70万人。三方布置策等于要将全国一半的可用军力集中对付后金，不现实。其次是钱的问题，三方布置策方案上报后，户部尚书汪应蛟经过详细核算，向天启帝上奏了真实的财政压力。需要多少钱呢？一年大约1200-1500万两白银。其中540万两用于支付军人的工资；粮草、武器、辎重，需要600万两。光这两项硬支出就达到了1140万两，还没算安家费、战船建造费、防御工事修建费等等。天启元年，明朝的太仓（中央财政）库银收入不足400万两，地方财政收入1500万两左右，加起来不到2000万两。皇帝的内库倒有存银1000万两，可天启帝不愿意动。因为三方布置策是一个长期战略，至少要运作5年，全部所需6000万-7500万两。
即使明朝停发所有官员俸禄、停发所有宗室禄米、停止所有黄河治理和驿站服务等等，也依然无法满足三方布置策的军费需求。除此之外，三方布置策中联合朝鲜、蒙古的想法，也难以实现。当时一些蒙古部落已经与后金结盟，明朝只能寄希望于蒙古不要过度靠向后金，与之联合作战，没可能。掌握主动权的时候都不帮忙，明军一败涂地的情况下，朝鲜更不可能出手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很少有的陆海协同、多线配合的整体战略方案，熊廷弼居然能想出来，着实不可思议。
然而一个伟大的战略，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实施。在晚明那个党争激烈、财政崩溃、军事糜烂的时代，即使是最优秀的战略家，也难以实现构想。不过作为明末第一个系统、全面的辽东防御和反攻战略，三方布置策还是为后来的辽东防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熊廷弼准确把握了明末辽东战争的基本规律，“以守为战”的策略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尽管熊廷弼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熊廷弼确实有才华。但从广宁战败来看，熊廷弼适合做统帅，长于战局谋划，而不适合带兵实战。《明史·范志完传》评曰：“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效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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